公司章程哪些条款可以自行约定？

引言

在杨浦经济园区摸爬滚打了整整16个年头，我经手过的企业登记、变更事项怕是不下几千宗了。每天面对形形的创业者，从刚毕业的大学生团队到行业大咖，我发现大家对“公司章程”这玩意儿的态度往往两极分化：要么根本不看，直接用工商局给的模板；要么觉得那是法律条文，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啊，这两种心态都有点偏颇。公司章程不仅仅是一张为了通过审批的纸，它才是你们公司的真正“宪法”。特别是在我们杨浦园区这样科创氛围浓厚的地方，企业形态千差万别，照搬照抄那套通用模板，往往是给自己埋雷。今天我就抛开那些晦涩的法言法语，以一个老招商的视角，跟大家好好聊聊公司章程里哪些条款是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的，以及为什么要去“改”它。相信我，花点心思在这上面，未来能省去无数的麻烦和官司。

表决权的自由设定

咱们得聊聊最核心的权力——表决权。很多初创老板有个根深蒂固的误区，觉得“出多少钱就有多少话语权”，也就是严格按照出资比例来行使表决权。在《公司法》的默认规则里确实是这样，但这并非铁律。对于我们园区里那些轻资产、重智力的高科技企业来说，资金固然重要，但创始团队的技术壁垒、运营经验往往更有价值。如果在章程里死守“同股同权”，一旦引入了财务投资人，随着融资轮次的增加，创始团队的股权被稀释，很可能就会出现“公司做大了，老板却被架空”的尴尬局面。

我在工作中就遇到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杨浦园区有一家做生物医药研发的A公司，创始人张博士是技术大拿，但在早期的股权结构设计上没经验，为了拿启动资金，给了出资人70%的股权。后来公司发展需要追加投资，外部资本进来后，张博士的持股比例降到了个位数。因为章程里没做特别约定，所有重大决策都按出资比例投票，结果张博士对自己一手带大的研发方向竟然没有拍板权，导致决策效率极低。后来在我们的建议下，他们通过股东会修改了公司章程，约定张博士持有的股份虽然只占10%，但拥有30%甚至更高的加权表决权。这就叫“同股不同权”，有限责任公司是完全允许这么操作的。这一点对于保护创始团队的控制权至关重要。

关于表决权的约定还可以更细致。比如，章程可以约定某些特定事项——比如公司主营方向的变更、核心资产的处置——必须拥有更高比例的同意才能通过，甚至可以给某些股东一票否决权。这种安排需要各方协商一致，但在起草阶段就明确下来，总比日后扯皮强得多。通过合理的表决权设计，既能保证投资人的权益不受损，又能确保经营层能高效决策，这其实是公司治理的艺术。

在实操中，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实际受益人的穿透识别问题。有时候为了实现这种特殊的表决权安排，架构会设计得比较复杂，但这不能掩盖最终的权力归属。我们在合规审查时会重点关注这一点，确保章程的约定不是在规避监管或掩盖非法利益输送。大家在设计表决权条款时，一定要坦诚、透明，把规则写在明面上。

分红比例的自治约定

谈完权力，咱们再谈谈利益，也就是分红。很多企业老板默认分红也是必须按出资比例来的，其实这也是个巨大的误区。《公司法》早就给足了自由度，允许股东在章程中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分红。这一点在很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作模式中特别有用。在杨浦园区，经常有这种情况：一方负责投入大额资金但不参与经营，另一方负责全职干活但没钱出资，只拿少量干股或者技术入股。如果分红死守出资比例，干活的人分不到钱，心态很快就崩了，公司怎么可能做得长久？

我记得前两年服务过一家做互联网教育的B公司。三个合伙人里，李总是全职CEO，另外两位是纯财务投资人。按照工商备案的出资比例，李总只占15%，另外两位占了85%。如果按这个比例分，公司前两年有点利润全被投资人拿走了，李总忙活一年还不如去打工。我们在协助他们修订章程时，特意加了一条：在公司利润达到一定数额之前，利润的优先分配权给全职经营的团队，或者直接约定一个固定的分红比例，比如李总拿40%，剩下两位按比例分配。这种畸形的分配方式在法律上是完全有效的，只要全体股东签字确认，工商局也是认可的。

这种约定也并非没有风险。如果不按出资比例分红，很容易被认定为股东之间的某种利益输送，特别是在涉及税务稽查的时候，税务局会关注这种分配是否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只要你们的商业逻辑是通的——比如为了激励管理层，或者为了补偿某些股东的隐性投入——通常问题不大。关键在于，这种约定必须写进公司章程，而不是仅仅搞个私下的“抽屉协议”。只有白纸黑字写进章程，才具有对外的法律效力，才能在产生纠纷时成为保护你权益的护身符。

这里还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分红权与表决权是可以分离的。你可以约定张三虽然分红少，但表决权大；也可以约定李四虽然分红多，但插手不了公司经营。这种灵活性是有限责任公司最迷人的地方。我们在做招商辅导时，总是建议股东们在注册前就先“丑话说在前头”，把利益分配机制谈透，并落实到章程里，不要为了省事就全部勾选“默认选项”。

股权转让的限制

开公司容易，守业难，散伙更难。当股东想退出，或者想把股份转让给外人时，如果没有事先约定，往往会闹得不可开交。《公司法》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股权，向外人转让则需要过半数同意。但这只是个底线，实际上，你们可以在章程里玩出更多花样，甚至把门关得更紧或者开得更大。对于一些追求人合性的公司，比如家族企业或者特别依赖个人能力的合伙团队，往往不希望有陌生的“外人”突然进来指手画脚。

我见过最惨的一个案例发生在园区一家贸易公司。C公司的两个合伙人闹翻了，其中一个合伙人赌气要把自己3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的竞争对手。按照标准章程，只要他通知了对方，对方不同意就得买，不同意又不买就视为同意转让。结果那个合伙人真的把股权卖给了竞争对手，导致公司商业机密面临泄露风险，公司内部管理一度陷入瘫痪。如果当初他们的章程里加一条“禁止向竞争对手转让股权”或者“股权转让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这个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我们建议企业在章程中细化股权转让的限制条款。比如，可以约定股东离职时必须退股，或者股权转让时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甚至可以约定一个强制性的“购买价格计算公式”，防止一方漫天要价。有些公司还会约定“锁定期”，比如公司成立后3年内，股权不得转让，以此来绑定核心团队。这些约定虽然看似严苛，但对于维持公司的稳定性非常有效。

在设置这些限制时也要注意不能完全堵死股权退出的路，否则会被认定为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比如约定“股权永远不得转让”，那肯定是无效的。我们追求的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的人合性和稳定性。在杨浦园区，我们经常帮助科技企业设计这种“动态股权”机制，让股权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这背后其实都是靠细致的章程条款在支撑。

继承与股东资格

这是一个很多老板忌讳但不得不面对的话题——人没了，股权怎么办？按照法律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如果你的合伙人是个完全不懂行的继承人，或者是个未成年的孩子，甚至是个跟你家势不两立的长辈，突然进公司当起股东来，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尤其是对于杨浦园区这类高科技、智力密集型企业，股东的人身依附性极强，继承人往往不具备接盘的能力。

为了解决这个后顾之忧，章程里完全可以预先约定排除继承人的股东资格，或者设定严格的继承人准入条件。比如说，章程可以规定：“股东去世后，其继承人仅继承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不直接取得股东资格；其他股东有权以公允价格回购该股权。”这种安排既照顾了死者家属的经济利益，又保护了公司的经营秩序，不至于因为一场变故就让公司分崩离析。

我之前处理过一家老牌制造企业的继承纠纷。老爷子走得突然，没留遗嘱，他在公司里占了50%的股份。按照法律，这股份由他的妻子、两个子女平分。结果大儿子是个游手好闲的赌徒，非要进公司当董事长管财务，搞得公司乌烟瘴气。如果我们早点介入，帮他们把章程改一改，明确继承人必须是具备一定管理经验或者通过考核才能进入公司管理层，或者直接约定股份由公司回购变现，就能避免这场家族悲剧演变成企业灾难。

在实操中，涉及到继承的条款，我们通常会建议配套建立一个股权回购基金或者约定具体的估值机制。因为一旦触发继承事件，没钱回购也是白搭。这里还涉及到税务问题，虽然我们今天不展开谈政策，但股权变更涉及的个税是实打实的。通过章程提前约定，配合合理的税务筹划，能为继承人省下不少真金白银，这也算是未雨绸缪的一种吧。

会议程序的高效定制

我们来聊聊一些看似不起眼但实则影响巨大的程序性条款——股东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很多公司的纠纷不是输在道理上，而是输在程序上。公司法规定召开股东会要提前15天通知，但这15天是自然日还是工作日？用邮件通知算不算？通知发到哪个邮箱算数？这些细节如果章程里不写清楚，一旦闹上法庭，决议很可能因为程序瑕疵被撤销。对于讲究效率的互联网企业来说，15天的通知期实在太长了，有时候一个商业机会稍纵即逝，等大家凑齐了开完会，黄花菜都凉了。

我们在杨浦园区服务的一些新兴互联网企业，他们的章程里通常会把通知期缩短到3天甚至更短，或者直接约定“允许全体股东在不召开会议的情况下，通过书面形式直接作出决议”。这就是利用章程自治原则提高决策效率的典型案例。只要全体股东同意，你们完全可以约定用微信群视频开会，用电子签名表决，这在法律上都是被允许的。

关于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办法，章程也有很大的空间。到底是董事长当法人，还是经理当法人，或者由执行董事担任？这都可以在章程里定。甚至在董事会席位的数量、董事长的产生方式（是选举还是委派）上，都可以根据各方股东的博弈结果进行量身定制。千万别小看这些程序性规定，当公司内部出现分歧时，掌握“召集权”和“主持权”的一方，往往就掌握了主动权。我见过太多公司因为争公章、争谁有权开会而打得头破血流，归根结底都是当初章程没写好，把皮球踢给了模糊的法律默认条款。

我个人在处理这类行政合规事务时，最大的挑战往往不是业务本身，而是如何让股东们意识到这些“程序小事”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你们现在嫌麻烦不肯定规矩，将来花在律师费上的钱够你们买好几辆法拉利。”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血淋淋的教训。

公司章程绝不是为了应付工商登记的那几张纸，它是企业治理的基石，是股东们合作博弈的契约。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尤其是在我们杨浦园区这样充满活力的科创热土上，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股权结构日益多元化，那种“千人一面”的通用章程早已无法满足需求。无论是表决权的差异化设计、分红权的灵活安排，还是股权转让的限制、继承规则的预设，这些都是公司法赋予你们的合法权利，不用白不用。

作为一名在一线服务了16年的老兵，我真心建议各位创业者：在公司设立之初，或者哪怕现在还不晚，请把你们的章程拿出来，找专业人士好好审视一遍。不要等到危机爆发了才想起来去“补课”。好的章程，能把风险关进笼子里，让企业轻装上阵；坏的章程，就像一颗定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团队炸得四分五裂。在杨浦园区，我们不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物理空间，更致力于提供这种深度的、定制化的软服务，帮助大家在合规的框架下，把公司的顶层设计做扎实。记住，规则定在前面，情分才能留在后面。

杨浦园区见解总结

在杨浦园区长期的招商服务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优秀的企业不仅需要硬核的技术，更需要柔性的制度设计。公司章程作为企业内部的“基本法”，其自治空间的利用程度往往直接反映了企业家的治理智慧。我们倡导园区企业摒弃“模板思维”，根据自身的行业属性、团队结构和发展阶段，对章程条款进行个性化定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平衡各方利益，防范潜在风险，这不仅是对投资人负责，更是对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负责。杨浦园区将持续搭建法律咨询与资源共享平台，助力企业在合规轨道上实现高质量的稳健增长。